人生沒有用不到的經歷

羅光瑞院長，M48期，民國三十七年進入國防醫學院，曾任職三總，後來轉任台北榮總。民國77年4月至83年3月擔任台北榮總院長。如果我要稱讚三軍總醫院，民國四、五十年代，三總的名氣正是像羅學長這樣的醫師建立起來的。難以想像，當我民國七十年代末期進入三總實習時，傳說中的三總完全變了樣。

羅學長早年致力於肝炎之研究，成就斐然 (詳見下文)，沒當選中研院院士，真讓國防人感到遺憾。實在也是國防人自暴自棄，長期把自己鎖在軍醫的框架中，像小孩一樣替自己的懶惰找理由。我們的研究從民國六十年代末期就慢慢萎縮，而台大卻悄悄爬起，逐漸盤據中研院。是我們不長進，能怪誰呢？

我與羅學長原本並不熟識，民國 92 年我在榮總腸胃科做總醫師時，第一次看到他出席每週一的學術討論會。當時我還有眼不識泰山，傻傻地問同事，那位老先生是誰。腸胃科的討論會，總醫師都要選最近的文獻，每年上台報告兩次，似乎是這樣，他對我有一些認識。總醫師一職，我一幹就是四年 (R4 - R7)。腸胃科在某些方面有點像外科，老實說，兩年的專科訓練似乎嫌短；四年雖長，卻讓我累積不少經驗。

人生總有許多機緣，四年中我與羅學長漸漸有了些接觸，而那些接觸都是在很正式的場合，不可能有甚麼私下的交往。R7是榮總留人的極限，當時還沒有約聘主治醫師的制度。羅學長與我相差 34 期，我常常想，如果我不是他的小學弟，他會為我打那通決定我去留的電話嗎？國防醫學院的院歌，「源遠流長，桃李成蔭，-------」，想到羅學長，真讓我感激不盡。

由於台灣人口中曾經感染 B 型肝炎病毒的比例遠高於全球其他國家， 所以為數眾多的帶原者遂成為臨床研究的對象，提供肝病研究學者許多的機會。而以宋瑞樓、羅光瑞為主的研究團隊，果然也沒有讓飽受肝炎病毒折磨的國人失望，除推動施打疫苗計畫有效地降低台灣小孩肝炎帶原率和罹患肝癌率，一系列研究成果也陸續在國際權威性雜誌『刺胳針』、『肝臟學』、『新英格蘭醫學期刊』、『胃腸學』等刊出，獲得國際生命科學研究專家相當程度的肯定。而宋瑞樓、羅光瑞更因為在肝病上的長期研究表現，獲得美國癌症學會 (AACR) 表揚。
    根據『肝炎聖戰』一書的記載，在一九八一至九二年間，以單篇論文影響指數 (被全球學術界引用的次數) 來看，台灣排名前廿名的論文中， 就有十篇與肝炎相關。而在個人表現方面，剔除外籍學者，台灣生物醫學界學者的平均論文影響力 (每篇論文平均引用次數) 前十名當中， 肝炎學者就占了六位，並且包辦前四名。此外在個人論文引用總次數方面，肝炎學者的表現更驚人，前十名當中有八位學者屬於肝炎領域。這些數據資料或可證明，相較於其他的醫學領域，台灣在肝病研究的成果的確受到某種程度重視。也因此肝炎研究學者陳定信及廖運範等人，都身兼許多國際學術刊物的編輯，帶領台灣走向國際學術舞台。
    台灣能夠在世界肝病研究領域中嶄露頭角，有幾個關鍵性的人物特別值得一提。獲得第一屆「總統科學獎」的台大肝炎研究團隊開山祖師宋瑞樓，及身先士卒接受疫苗注射的前榮總院長羅光瑞當然是首要人選。而美國籍的肝病研究學者畢思理(R. Palmer Beasley)，帶動整個台灣肝炎研究的風潮， 並且縮短台灣和國際間的差距，也功不可沒。畢思理與現任中研院院士陳建仁及衛生署疾病管制局長涂醒哲等人， 以流行病學研究證實 「B 型肝炎病毒感染與肝癌發生具相關性」的論文，至今仍是世界肝炎研究的經典作品。雖然此研究大部分的功勞都歸畢思理，但也給台灣帶來許多啟發和幫助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