人生沒有用不到的經歷

當年實習 Run 到雜科 (五官、皮膚、復建、放射、核醫等) 時，有兩週的休假，我常騎著自行車回到熟悉的地方，圖書館、八卦園、還有一棟棟我曾在裡面沉思苦讀的學生宿舍。實習以後，我曾告訴一位同學想離開，而且有一陣子很認真地考慮這麼做；休假時回到學校，我在潛意識裡把「國防」與「軍醫」分開，因為只有這樣才能讓我找到一個留下來的理由。從那時到現在，我一直不願承認自己曾是軍醫。

I2 那年八月在內科，我請了兩天假去考 ECFMG 的臨床與英文。九、十、十一月分別在婦產、小兒、精神科實習，十二月開始又是外科。我的同學抽到實驗動物的 Course，而我抽到神經外科；他對神經外科有興趣，而且將來想走神經外科，知道我不想做臨床，於是央求跟我換科。我與他交情不錯，於是答應他的請求。實驗動物科是做外科部總醫師的小弟，負責跑腿打雜、送公文、排班打字，週六/週日幫忙做動物實驗。記得那個月做了兩次胰臟移植，實驗對象是豬，實驗室裡腥味很重，難怪許多同學不願意進來。

實驗動物科那個月雖然很忙，但比起病房值班算很輕鬆。我每週要去門診手術室幫忙兩次，病人主要是阿兵哥，剛開始是切除皮脂腺囊腫、脂肪瘤、及小淋巴結，這種小手術似乎不需要人教，用手術刀劃開皮膚把東西拿出來，再把傷口縫起來就結束了。每次都有阿兵哥來割包皮，外面叫價四、五千，來三總一律免費，我和另一位學長包辦當天所有的門診手術。看著學長消毒、打麻藥、然後大約估算割去多少，Kelly 夾下去的同時，第一次看到會覺得一陣酸痛，好像又還好不是夾到自己的。我幫忙拉著被幾支 Kelly 撐起來的包皮，學長用剪刀剪去拉起來的部分，不管是學長剪、還是後來我去剪，現在回想起來，那幅圖案仍然十分鮮活有趣。

在外科部辦公室我有一張書桌，每天幫總醫師處理行政公務。有一次辦公室裡的人談論一件奇怪的事，我很仔細地聽著，那件事間接影響我畢業後的六年及六年以後的發展。中科院核能研究所副所長張憲義叛逃美國後，在參議院聽證會上向美國政府提供台灣發展核武的資料，致使台灣軍方的核武計劃胎死腹中。對於學醫的我們，核武實在太遙遠了，但那個年代發生這種事情，國防部高層想到的對策卻是用考績來限制軍職人員進修。當時我的辦公桌在外科部主任的門外，聽到進修人員的考績規定，大家都覺得有些嚴苛，因為在公家機關，由其是在軍方，剛授階的中尉軍官不可能有好的考績，都是上面的人分完了才輪到最低階的尉官。考績原本只是一種形式，當一個軍官只要安分守己，沒人想用考績來把你怎麼樣。

張憲義事件後的考績制度大概是這樣：
提報進修或晉階人員的當年考績必須在同官階排序的 "前 2/3"，表面上看來 "前2/3" 沒甚麼意義，如果有一份試卷，考個前 2/3 的分數一點兒也不難，但考績這事不是考試可以憑實力拿高分，資深長官躺著幹都會佔去有限的甲等考績，中尉軍官只能在乙等中掙扎。同樣是乙等，頭腦清楚的長官知道把分數拉高，別有用心的長官卻會用分數來打擊異己。一旦有一年考績在 "後 1/3"，你必須累積三年的考績才能提報進修及晉升 (少校以上，當時中尉升上尉是年資到自動升)。所謂三年就是要你再忍四年的意思，因為出國進修不同於考國內的研究所，過程變數並非你能掌控，再等五年不是沒有可能，而我被排定的出國時程正是第一年考績不合的五年後，也就是畢業六年後，然而，與我一起留校的同學兩年就出國了，留三總的同學六年後有的都已升上主治醫師。

我不是個不能忍的人，但這樣忍有意義嗎？畢業三年後就聽說立法院要修改「終身役」的法條，而且有傳言改成服役八年；這樣一來，我有必要為著軍費出國忍六年嗎？三總經歷的一切還不夠我離開嗎？畢業五年後，我的文章都已經可以升副教授了 (那時還沒有助理教授這一級)，主任問我要不要升少校，當時覺得心好冷，對鳥科的少校梅花早就沒興趣了，唯一讓我看了會心動的仍是那只「國防醫學院」的金黃色領章。

一個人生在什麼時代與環境是無法選擇的，有的人安分守己，有的人不滿現狀，但不管是哪種人，對未來只能想像，沒有人能預知未來是如何。儘管我對現狀有所不滿，但當時卻只想找個地方安分守己地待下來。張憲義事件影響的層面不只是核武，台灣沒有核武也不會怎樣，或許多買幾台戰機比較實在，考績制度讓許多尉級軍官心灰意冷，長官是無心還是有意？只有他們自己最清楚。

重複寫三總、寫考績，不是我喜歡寫，而是希望身為學長的人要愛惜自己，肩膀上的梅花與星星總有一天要摘下來，當你甚麼都不是的時候，希望你仍是學弟們的學長，不要讓你的學弟恨你一輩子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