人生沒有用不到的經歷

   
http://www.mitbbs.com/article_t/History/31985683.html

馬習會在即，中華民國紅十字前任會長陳長文寫了一篇文章「天堂不撤守－從林可勝故事得到的兩岸啟示」。抗戰勝利七十週年紀念，有幾則關於國防醫學院老院長林可勝的網路文章，其中也有大陸人寫的：
http://big5.chinanews.com/gate/big5/www.chinaqw.com/sqfg/2015/10-09/66462.shtml

關於林可勝院長，我讀國防醫學院時還能聽到他的軼事，當年張宗尹教授上課時看到同學們打瞌睡，只要講一段老國防的野史，大家就會醒過來聚精會神聽著他講，有時他一講就停不下來，下課鈴聲響了，台上台下仍意猶未盡。
https://www.facebook.com/%E5%9C%8B%E9%98%B2%E9%86%AB%E5%AD%B8%E9%99%A2%E5%8F%A3%E8%BF%B0%E6%AD%B7%E5%8F%B2-118717441515252/

天堂不撤守－從林可勝故事得到的兩岸啟示
作者: 陳長文
http://www.chinatimes.com/newspapers/20151102000368-260109
筆者接到邀請到大陸貴州，參加一位紅十字會的老前輩，林可勝醫師的120歲冥誕紀念會。林可勝，這位在大陸極受推崇的抗戰英雄、中華民國國防醫學的奠基者，說來唏噓，曾擔任過中華民國衛生部長的他，在台灣反而鮮為人知。由此可見，台灣對於抗戰史的冷淡了。

除了在生理學與國防醫學上的卓越貢獻，林可勝另一個普受緬懷的是，在對日抗戰時，他建立了中華民國抗戰軍隊的整個救護系統，包括前線600餘所的臨時醫院、後方200餘所的傷兵醫院，以及上萬名的衛生救護人員。如果南丁格爾被譽為克里米亞戰爭的「提燈天使」，那麼林可勝可謂是中國對日戰爭的「提燈天使」，是一位很了不起的醫師與紅十字會志工。

說來特別，貴州這個地方，對筆者來說，有很複雜的感受。抗戰時，我的父親跟隨部隊作戰，將家人遷到大後方安置。這個大後方，有較長一段時間就是貴州，我的二哥與姊姊，就是在貴州出生。對我父親來說，貴州可能是他享受天倫最多時的地方。

父親因戰爭而離去，讓我很小就體會到生命的可貴，與戰爭的無情。後來會投身紅十字會工作，這是主因，紅十字會之父亨利杜南的故事，也讓我深受感動。

亨利杜南本來是一位瑞士的銀行家，有優渥的經濟地位，當他在商務旅行的途中，經過一處戰場時，他看到遍地哀嚎的傷兵，於是放下了手上的事務，號召當地居民投入不分國別、傷兵急救的工作，這是紅十字會的源起。

亨利杜南這種超越國家界限、以平等人道關懷的行為，讓我想到了古人「楚弓楚得」的典故。楚王打獵時把弓丟掉了，下屬想去尋找，楚王豁達的說「楚人失弓，楚人得之，又何求焉？」孔子更豁達，他說：「人失弓，人得之而已，何必楚也」。亨利杜南的胸襟，與孔子這段話所描述的境界差可比擬。事實上，絕大多數的人道工作，沒有國界的限制，人性的尊嚴，是不分國別，共同而平等的，這也是紅十字會的宗旨與使命。

林可勝醫師身上也有著亨利杜南的影子。他是福建人，出生於新加坡，8歲到蘇格蘭接受英式教育，具備優秀的學歷，在英國從事讓人欣羨的工作，但是他在28歲的時候，回到了祖國貢獻所學。在七七事變爆發之後，40歲的林可勝出任中國紅十字會總會救護總隊總隊長，建立了國家的戰時救護系統。他歷任許多要職，包括戰時衛生人員訓練總所少將所長、軍醫署中將署長、創建國防醫學院等等。

越了解林可勝生平，越讓人不得不去思考，為什麼為國家付出一切的林醫師，在1949年之後，選擇赴美擔任單純的研究人員？

林醫師擔任紅十字會救護總隊總隊長之時，中日兩國正在交戰，中國的紅十字會不至於需要去救護日本軍隊，但是林醫師，則對所有的中國軍人一視同仁、不分藍紅，不區分這個部隊是某某派，那個部隊是某某系。

這樣的作風，似乎引來了政治上的後座力，這可能也是導致他後來選擇赴美，回歸一個單純的生理學家的原因之一。國家的分裂，讓兩岸都無法留下林醫師這樣傑出優秀的人才，這不能不說是遺憾。

在紀念林可勝醫師之時，我們也應該捫心自問，當年讓他離去的政治結構，是否依然存在？分裂的兩岸，依然是一家人，先不說孔子的境界，我們能否至少有「華人遺之，華人拾之」的胸懷，不分彼此的為中華民族的福祉來努力？

今日，雖然兩岸已不再兵戎相見，但是懷疑與對立依然瀰漫。緬懷林可勝的精神，就顯得彌足珍貴。不用去分台人、陸人，而是「大家都是華人」，都是一家人。上一代的傷痛，我們應該盡一切的努力，避免再次發生。我們可以想像，當林醫師看到，過去他平等救護的同胞如今仍常有磨擦、時有惡言相向，甚至還沒有完全脫離戰爭的陰影，他心中又會是如何的焦慮？

若大家都能懷著這樣的共同情感與認知，就應珍惜好不容易達致的「九二共識」，不要讓兩岸一甲子以來最好的關係遭到破壞，而在這個和好的基礎上，領導人也應擁有不懼民粹的勇氣，進一步的促成兩岸簽署和平協議。

我覺得，這才是紀念林可勝醫師最好的方式。（作者為志工、中華民國紅十字會總會前會長）(中國時報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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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洋軍醫學堂成立於1902年，名稱多次變更，民國初年以「軍醫學校」為名，是國防醫學院的前身。協和醫學堂成立於1906年，1917年更名為北京協和醫學院。對日抗戰把軍醫學校與北京協和醫學院結合在一塊兒。現在的北京協和醫院也有一段關於林可勝院長的紀錄：
http://www.pumch.cn/Item/6399.aspx
亂世大醫
1941年12月8日，日本軍隊闖進了協和校長住宅，將正在和醫生們一起吃早餐的時任協和醫學院校長胡恒德拘留，並同時拘捕了另外兩名在協和工作的美國人。他們將在日本人的監獄裡度過此後的四年。

因為太平洋戰爭的爆發，日本侵略軍最終佔領了美國人辦的協和醫院。1942年1月18日，協和醫學院和護校的教學工作也被迫終止，各科病人被勒令強行遷出。
   
協和遭逢了校史上的黑暗年代。這場悲劇早就有徵兆。七七事變前，面對一觸即發的中國戰局，林可勝曾向協和校長胡恒德提議，派遣協和醫療隊去南京待命，以便在戰爭爆發時為前線部隊服務。胡恒德當時考慮到美方及協和利益，不敢貿然得罪日本人，他拒絕了林可勝的提議，並建議林可勝去英國休假。
   
1937年6月，北平淪陷前，林可勝帶著向協和校方預支半年的工資和赴英往返旅費離開了協和，此前，林可勝已向胡恒德表明，他有可能去參加抗戰。林可勝曾經給洛氏駐華醫社格蘭特寫了一封信：“我必須說，我不能回到日本佔領區去工作。……我的初衷是為四萬萬人民服務，而不僅僅是華北的一萬萬人。駐華醫社對此持何態度？難道華北應當由日本控制？我相信，許多教職員是（或可能是）不願在這種情況下無動於衷的。”
   
在舉國罹難的時刻，協和人各自選擇了尊嚴的生存方式。
1937年底，林可勝出任中國紅十字會總會救護委員會總幹事，受命籌組救護總隊部，兼救護總隊部總隊長。
   
1940年，林可勝率隊親自深入到各戰區考察軍醫設施。抗戰期間，中國的公路交通遭受嚴重破壞，有些地方甚至不通公路，完全依靠步行。林可勝頂著盛夏的烈日，這位昔日風度翩翩，打扮洋派的協和教授，為避酷暑，時常光著上身，頭包白布，走在最前頭，累了就在小村子的長凳上躺一會。

1942年至1944年，林可勝親率醫療救護隊隨中國遠征軍入緬甸作戰，在戰爭失利，遠征軍損失慘重的情況下，穿越了堪稱絕地的野人山，經過艱苦跋涉，撤退到印度東北部的阿薩姆省，繼續擔任盟軍將領史迪威麾下衛生勤務部門的領導。由於戰事緊張，他每天工作16個小時。
   
1945年8月15日，日本宣佈無條件投降。已經成為中將的林可勝與抗戰名將孫立人一起，代表中國政府參加了在廣州舉行的日本受降儀式，親眼看到了日本侵略軍的全體高級軍官，嚴肅地向中國人鞠躬投降。
     
大多數協和人沒有親臨抗日沙場，但是仍然保持著協和人的卓絕毅力，從容應對亂世。除了協和護校校長聶毓禪跋涉千里，在西南重建協和教育的震撼經歷，在烽火中持續醫學教育事業的協和人還有李宗恩和張孝騫。李宗恩在貴陽籌建了貴陽醫學院，張孝騫則將湖南長沙的湘雅醫學院西遷到貴陽，形勢吃緊時又轉移到重慶。
   
更多的協和人則留在了淪陷區，繼續救死扶傷之業。林巧稚在北京東堂子胡同開設了一家小小的診所，留下了8887位患者的完整病歷。儘管時世艱難，在抗戰八年間，協和教職工中幾乎沒有出漢奸，也沒有人為日本人當差，這是在日本侵略軍佔據北平八年，並將之改名為北京，扶植漢奸統治的背景下，堪稱是協和的奇跡之一。
   
《協和醫事》一書的作者謳歌曾引用了一段評述：“他們在艱難竭蹶之中，為國家保存和培養了可貴的醫療衛生人才，使中國的醫學高等教育在殘酷血腥的戰爭期間也沒有中斷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