全民健保以前,軍醫院中軍人能使用的藥少得可憐。我實習那個年代,抗生素第三代Cephalosporin都已經寫入教科書好一陣子,軍人若要使用第一代,都還得填特殊申請單,這種單子必須要有總醫師以上的印章才能開得出去。當然,總醫師不會傻到每天去蓋章,一定是把蓋了章的單子交給住院醫師或實習醫師。因此,每位實習醫師口袋裏大概都會有一兩張這樣的空白單子。

那年冬天的某個月,應該是十二月吧!我在急診室實習,那是我最不喜歡去的地方,因為漫漫長夜很難熬。大約晚上十一點,兩位穿著復興崗運動服的學生走進急診室,其中一位正在喘,一看就知道是氣喘發作。這種病例急診室實在太多了,打Aminophylline 及類固醇,一兩個小時後病人就會好。那學生要走前,跟我那學長住院醫師要求開他的門診用藥Alupent,但學長不肯開,要他明天來看門診(大概是不想去找有蓋總醫師章的申請單)。我看學生嘟著嘴,敢怒卻不敢言。想也知道大概是藥吃完一陣子,不敢請假出來看病,好不容易出來了卻拿不到藥,這次發作明顯是有幾天沒吃藥了。我走到後面留觀區的桌上偷偷填了一張申請單,那學生去藥局領藥時會經過留觀區,我把Alupent的藥單及申請單交給他,沒等他說謝謝我就趕緊回到急診室大廳。學生離開醫院時,特地繞回急診室跟我揮手謝謝。

回國後,我在長庚醫院待了兩年,然後轉到台北榮總。台灣主要的醫學中心我待過三家,雖然各有各的文化,但對三總印象最差,可她偏偏是我母校的教學醫院。從我入學開始,雖然國防醫學院比較不像軍校,但我一直認為自己是軍人,而事實上我也是。在三總實習的第一個月,我遇上兩個病例 (寫在我的網誌文章 傘兵的傷口主治醫師呢?”),看到軍醫院的學長們把軍人病患搞成那樣子,實在很心痛。我每天辛苦為那兩個病人換藥清洗傷口,事實上是在替那些沒有醫德的學長們擦屁股。實習才一個月,我對軍醫就已失去理想中的熱情與信心。活在三總度日如年,兩年Intern學到的盡是些軍醫院的陋規,長官們習以為常,學弟們久了也就見怪不怪。

我不想批評三軍總醫院,寫這些陳年歷史只希望後起的學弟們能夠找回自己與軍醫院的價值。至於三總現在是否變好了?我不這麼認為!軍醫院多年以來都是純種的國防系統,那種對軍人病患不友善是一種慣性的偏執,絕非一朝一夕能改得過來。有時我甚至懷疑,軍醫的知識是否能趕得上日新月異的醫學進步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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